山西焦煤对西山煤电机电厂和镇城底矿进行蹲点解剖式安全检查

3.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如区县政府授权城管部门局、乡镇政府查处本应由土地管理部门处罚的违反土地管理法第83条之违建），属于《行政诉讼法》第26条规定的委托。

[60]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2-503页。（三）信息主体的权利 与信息处理者的义务相对应，信息主体的权利包括： 第一，获知信息保存期限权。

（二）以信息价值周期构建义务体系 在对被遗忘权的构建上，最为困难的是如何界定信息处理者的义务。信息处理者进行处置后，应当将处理结果告知信息主体，并说明处置的方式和理由。《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总结了20年来欧洲关于被遗忘权的理论和实践，把被遗忘权作为删除权的一部分规定下来，完成了对被遗忘的权利化。第二，对未转发的自主发布的信息，信息主体可以通过撤回同意或者限定同意期限行使删除权。人难免有错误，任何一种文化都承认社会谅解需求，即允许人超越其错误获得谅解。

信息在总量上未必更多，但很多原本无法收集和处理或者没有价值的信息，经收集整理后便有了重要的价值。[66]再次，缺乏明确规则的被遗忘权可能成为过度网络管制的借口。农业部《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10条规定：生产者分装农药应当申请办理农药分装登记，分装农药的原包装农药必须是在我国已经登记过的。

[6]这是2017年修改前的《农药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修订以后的《农药管理条例》尚未出台实施细则。被告人郭嵘在没有取得许可的情况下从事农药分装活动，是一种擅自分装农药的行政违法行为。【期刊名称】《政治与法律》【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6 进入 陈兴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非法经营罪 行政许可 。从该案案情考察，被告人郭嵘擅自分装农药的行为不具备以上三个特征。

专营专卖作为一种制度，是指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某种商品的生产、买卖由国家设立或指定的机构运用统一的管理体系，实行独占经营，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行政管理手段。非法经营罪属于行政犯，其是以违反国家规定为构成犯罪的逻辑前提的。

当然，这里的客运出租车的营运是指以企业化的方式组织出租车进行营运，而不是指司机个人没有出租车营运执照而从事非法营运的情形。三是如何认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因此，被告人郭嵘未取得临时登记证分装农药的行为属于《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36条规定的擅自分装农药的行政违法行为，而不能认定为《农药管理条例》40条规定的非法生产农药的行政违法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擅自分装农药行为不是未经许可经营其他限制买卖物品的非法经营行为，而且非法生产农药行为也不是未经许可经营其他限制买卖物品的非法经营的行为。

那么，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只要是违反行政许可的行为都可以认定为其他非法经营行为而予以入罪呢？答案是否定的。[8] 关于农药是否属于限制买卖物品，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公共资源的使用，在某些情况下采用特许的方法。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14条的规定，国务院具有行政许可的设定权，但限于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决定。

因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通过制定法律设定行政许可的，因此行政许可的设定权是立法权的应有之义。其中，《农药管理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而《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是农业部制定的部门规章。

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对企业设立的条件和审核或者批准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拟制是一种立法技术，即使在刑法中也存在这种法律拟制的立法例。

地方性法规还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专属的行政许可设定事项范围外，对依法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当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设定行政许可时，设定行政许可。因为民用爆炸物属于危险物品，因此违反规定非法生产、买卖的，并不是按照非法经营罪论处，而是按照有关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定罪处罚。[10]参见周佑勇主编：《行政许可法理论与实务》，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根据同类解释原则，这里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应当是与前三种非法经营行为性质相当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做更为宽泛的解释，因而极大地扩张了非法经营罪的范围。此项规定中的违反国家规定表现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而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生产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农药的，应当向国务院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申请农药生产许可证。

原判决认定王力军构成非法经营罪系适用法律错误，检察机关、王力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王力军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成立，均予以采纳。因此，未经许可生产农药，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并且规定了处罚措施。

该罪的主要特征就是未取得金融经营许可证，非法设立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其中，‘国务院规定的行政措施应当由国务院决定，通常以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制发文件的形式加以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农药在我国曾经存在一个从专营到废除专营的制度演变过程。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该项规定应当特别慎重，相关行为需有法律、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且要具备与前三项规定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严格避免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当作刑事犯罪处理。

只有认为《农药管理条例》40条规定的非法生产农药不包含擅自分装农药的行为，对擅自分装农药的行为才能合乎逻辑地按照《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36条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为此，2016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刑监6号再审决定书，指令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市临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生效的被告人王力军非法经营一案进行再审。《农药管理条例》14条的规定：国家实行农药生产许可制度。198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化肥、农药、农膜实行专营的决定》(国发〔1988〕68号)，对农药实行专营制度。

这些非法经营行为，我国学者称为非法经营业务行为，以此区别于该条第1项的非法经营特殊物品行为。对于农药生产，《农药管理条例》17条规定，国家实行农药生产许可制度。

应该说，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行为并不限于设立金融机构，而是还包括未经许可从事金融业务。(三)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

至于农药的分装，是指农药原生产者以外的其他主体对农药进行的分拆包装，它更不属于生产，而只是对农药的一种重新包装。[8]参见前注[3]，王安异书，第263页以下。

我国《刑法》225条第2项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是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特许表现为一种权利或者资源的分配，具有一定的物权属性。(3)在国务院公报上公开发布。第二，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

由于我国《刑法》174条属于特别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对于该行为应以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论处。因此，即使是无照经营，也只是取缔并予以行政处罚的问题，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二、违反行政许可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个案评析 如何认定违反行政许可的行为呢？这看似是一个行政违法的判断问题，但与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的认定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性。第三，《农药管理条例》40条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或者危险物品肇事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农药管理条例》13条第5项规定了未经许可非法生产农药的违法行为(以下简称：非法生产农药)。在2004年我国《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该法对非法经营罪的认定究竟会带来何种影响？违反行政许可行为在什么条件下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对我国《刑法》225条规定的违反许可的非法经营行为应如何理解？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